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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2018-09-24 10:10 来源:长江网

  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2006年3月28日,杭州市“数字城管”一期项目投入试运行。推进法治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以法治为保障。

二、做法目前,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国家和省还未有相关法规或规章加以规范,杭州作为先行一步的全国第一个通过验收的试点城市,管理的形式已为各级领导和部门认可,原确立的各项运作机制已趋于成熟,立法时机已经成熟。第五,加快全省信息高速公路网建设。

  建立持续的城市湿地监控机制在湿地生境退化和丧失较为严重的区域,可通过恢复和重建湿地生境来维持其特有功能。半城市化地区的开发是个系统性综合性过程,基于混合用地的视角,其发展基本遵循要素-调控-格局的规律,规划作为最主要的调控手段,在半城市化地区的空间重构和格局重塑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其模式主要包括多元主体参与-地域要素评估-功能组合植入-发展策略综合。

  4.清洁直运的成效实现了主城区垃圾中转站的零增长和垃圾分类投放的零突破。2005年下半年开始,依据建设部制定的城市市政监管信息化部件与事件分类与编码、城市市政监管信息化地理编码、城市市政监管信息化单元网格划分与编码等标准,结合杭州市实际,启动了“数字城管”项目一期建设。

因此,城市学是城市科学的核心学科,但不是城市科学本身。

  当然,城市学应用性学科的性质并不意味着其不重视自身的理论建设。

  从我省实际看,建设生态文明是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全省上下尽快行动起来,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共创绿色中原。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追求“同城同待遇”,并不是指生活在一座城市中的市民、农民、移民享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待遇,而应该是“同城同待遇指数”,即同一座城市的市民、农民、移民的待遇指数相同。

  目前,杭州市已把“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情况列入法治区、县(市)、城乡区域统筹(新农村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多项考核内容,党委政府重视和支持力度明显增强。

  21世纪的中国,科学发展观必将统领发展,法治建设必将引领进步。二是“中华文明之光”。

  但是,我们要清醒看到,我省人口多、底子薄、资源能源禀赋不足、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省情没有改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粗放、环境容量不足、资源约束趋紧等问题日益突出,资源支撑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面临严峻挑战。

  在杭州市获得“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际花园城市”等称号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生态市,打造绿色杭州”的要求,让杭州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花更艳、老百姓寿命更长,使杭州这座拥有8000年文明史、5000年建城史的古老城市青春永驻、生生不息。

  三、发展策略1.发掘工业遗产的核心体验层注重精神价值:找到发展产业文化的核心价值,通过文化创意具体化为时代梦想的符号化,将文化具体化为生命意义的创造,避免“有园区无文化”、“有产业无创意”的空心化发展方式。因此,城市学研究必须着眼于城市全部功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来全面把握城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各领域及其相互联系。

  

  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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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
发表时间:2018-09-24   来源:光明日报

  演讲人:张中宇 演讲地点:重庆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2016年5月

《诗经》之《七月》

《诗经》之《鸿雁》

  ●从《诗经》选诗经周初到春秋中叶约5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诗经》无疑经过了历代多次编集的不断积累才最终成书,但孔子很可能是《诗经》最后的编定、校定者。

  ●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

  ●“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风雅”成为唐代诗人的主要标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源自《诗经》的“风雅”“比兴”。

  《诗经》的编订问题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与孔子所依据的此前的各种文本,具有根本的不同。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东汉班固、王充,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程颢、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明代顾炎武等,均沿袭司马迁说。司马迁、班固、王充等,都是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可以依据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来做出史学或诗学的理性判断。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中最早对司马迁“删诗说”表示怀疑,认为先秦典籍中,所引《诗三百》以外“逸诗”数量相当有限,由此推测当时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诗供孔子删选。南宋郑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删诗”。但这些“有限的怀疑”,并没有动摇时间更早的司马迁以来的基本判断。转折点在清代,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均否定孔子“删诗”说。由于否定者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论题的方向,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学者。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对“删诗”说人多势众的否定,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回头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模糊,这就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间。但章太炎、郭沫若、郑振铎均坚定支持孔子“删诗”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指出:“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决难完整地流传至汉。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决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郑振铎这一段论述很值得注意,因为怀疑、否定孔子“删诗”说的一个显著缺陷,就是无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编定《诗经》的人,《诗经》的编定于是成为“无主公案”,这正是疑古主义必然要走向的陷阱。和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代学者的疑古思潮不同,当代学者显然更为自信,对传统文化则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删诗说的学者更多。初步统计,近40年数十位学者发表的专题论文,近四分之三支持孔子“删诗”说,且这些论文多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等重要期刊上,反对“删诗”说的论文基本上不见于重要专业期刊。从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间,支持孔子“删诗”说的专题论文15篇,反对孔子“删诗”说的论文仅1篇。这个比例是很有说服力的,表明支持孔子“删诗”不断有新材料、新证据发现,而反对孔子“删诗”说很难发现新材料、新证据,只是在概念上重复一些质疑。近四分之三的巨大比例,意味着有必要反思清代以来的相关结论。

  尤其是,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表示怀疑的唐代的孔颖达,距离“现场”已经超过1000年,距离司马迁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说清代学者距离“现场”已经超过2000年。当代否定“删诗”说的学者多引《左传》中的“季札观乐”这条材料,来说明在孔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规模差不多的《诗经》选本。可是,汉代专治史学的司马迁、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传》,像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何不采用这条材料?撇开这条材料的真伪不说,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在孔子年幼时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诗三百”的选本:这条约700字的“观乐”材料,连“诗”这个字都没有出现!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当然,在孔子“删诗”之前,还经过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的阶段性“整理”,孔子应该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编定、校定。即《诗经》的编纂,还是一个融合了群体智慧的综合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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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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